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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一起聊天,常听到朋友的一些抱怨,认为工作不顺心、得不到重用,或者不顺心,家境不佳等等。反正都是身处逆境当中的意思,还常常流露出自暴自弃或消极懈怠的情绪。其实,逆境又何尝不是上苍赐予的一种财富,是历练人、磨练人不断超越自我的契机?
我的学生时代和刚毕业参加工作那两年,都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正当我们天真地生活在求知的校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动乱,对于一般和家庭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我这个在旧社会做过旧职员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孩子来说,那可就如同从山顶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一样。“文革”前,我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文革”开始后,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进了“牛棚”,我自然受到了牵连,昨天还是小朋友追捧的对象,今天就变成了“坏孩子”,少先队员和职务自然就不存在了。此时,向我投来的都是白眼,平时很要好的小朋友,见到我都向躲避瘟疫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更让我感到屈辱的是,每天我还要拎着饭盒去“牛棚”给父亲送饭,走在路上见人都不敢抬头,也没人跟我说一句话。一次给父亲送枕头,被看管的人员给当场拆开检查,说是看看有没有藏电台?当时顿觉屈辱和恐惧笼罩了全身,忍不住偷偷流着眼泪跑回家去。
那一年的节,几个小伙伴玩儿起了《红灯记》里李玉和手提红灯发信号的游戏,我们用红领巾把手电筒罩上,互相摇晃着,哪曾想却引来了大祸。几个民兵背着枪来到我家搜查抓特务,说有特务发信号,把我们家的所有箱柜都翻了个遍,吓得我蜷缩在怀里不敢出声。民兵们没搜到什么,临走还不忘警告我们。我的性格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了,原来天真活泼的外向性格,变成了内向。
要说来自这些外界打压还可以理解的话,毕竟是那个时代扭曲了人的,可是来自亲人的白眼就更让人和不理解。那时,我叔家的堂弟,跟我一个班级读书,因为加入不了“红卫兵”,那时用“红卫兵”取代了少先队,我的叔叔和婶婶便在我前抱怨,说是影响了他们家孩子的前途。我的父母也不敢说什么,听到这些我打心里不服气。本来快要颓废的心被点燃了一把火,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活出个样来,证明给他们看看。我拼命地努力,由于我的表现优秀,不久便加入了“红卫兵”,我的堂弟到最后也没有加入得了,这下我的叔婶再也不提这个嗑了。
上中学时,那时在学校入团那可算是凤毛麟角的事了,政审是最大难关。这个时候我的叔婶又因孩子入不了团而抱怨了,而我经过努力,在快毕业那年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外因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内因。
毕业后,我抱着一腔幻想和浪漫回到了务农,本想在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自己。可事与愿违,仍然没有摆脱打压和被轻视。那一年,生产队里忙着学小靳庄,搞大批判。我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对我的使用是即离不开又控制使用。因为村里组织编排文艺节目、组织农民学习、出版报、写报道,以及执笔帮着写“大字报”等都离不开我。其他的还好说,我也乐意干,唯独执笔写“大字报”我是越来越有气,看到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谋个干部身上,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次生产队长强令我替他写一张“大字报”,我一气之下把笔和墨盘子都仍向屋外。这下可炸了窝,工作队找我谈话,生产队里要开的我批斗会,我当时真想跟他们做对到底来的,后来看到母亲含泪祈求我的样子,我还是接受了批判。在批判会上,平时跟我最好的“哥们儿”首先向我开了炮,跟我划清了界限。过后为了用我,工作队还得好言劝我。
从农民到当老师,也纯属是为了证明自己。说实话,那时的理想不是当老师,是想做个“无冕之王”。毕业后镇里和村里的学校知道我在学校学习不错,就想让我当老师,建议提到村党支部,当时的领导却说:“不能让他当老师,他要是当老师都得把孩子们培养成资产阶级子弟”。就这样,我劳动了三年,研究我当老师的事就研究了五次,每次都是这个腔调。我这性好强,越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让人看看,因此,就在粉碎“四人帮”那年,镇里招考老师,我报了名并被顺利录取。之后,我拼命地工作,研究业务,为了能有更多的,我干脆把行李卷搬到了学校跟打更老头一起住。那时,我的表哥也是老师,为了入党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政审没通过,也对我父亲有抱怨之情。而我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上的成绩,几年后提了干、入了党。后来又调到是镇上工作,做起了管理干部和党建的组织工作。
说了这些,其实我要说的是,逆境并不可怕,每个困境都有其存在的正面价值,只要你愿意,每一个障碍,都会成为你超越自我的契机。有朋友说我的生活经历丰富,其实这些也都应该我所经历的那些逆境,正因如此,我才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