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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叫米哈伊尔的孩子,一年级时参加了少年木工制作小组,对少年模型制作小组的活动有了兴趣,三年级时他制作汽轮机的工作模型,四年级时能独立地制作自己的机器,他制作的发电机模型,比火柴盒略微大一点。毕业前夕,他作了几个机器和设备的模型,都是带有自动装置和遥控装置的。他从帕夫雷什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综合技术学院,后成为一家专门为原子能装置生产仪器的工厂实验车间的工程师。
这样的例子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有很多。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那样的人,他的身上未被赋予天资和可能性,以便于他在生活中、首先在创造性劳动中表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质和天才来。”
他认为,只评价学习的最终成果,而忽视学生的勤奋、努力程度,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评价变成威胁人的东西,任何时候评价都不可变为贬低个性的手段。“学习、上课、完成作业、经常得到分数——这一切绝不应当成为用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惟一的、概括一切的尺度……如果在教师看来,他只是一种头脑里被填塞知识的生物,他就不会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宣告自己的存在,不能在人类心灵的某一领域成为主宰者……那么,所谓的人就是不可思议的。”
杨振宁教授不止一次说过,在国外许多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学者,如果用目前国内的衡量标准,都会早就被淘汰掉。我们现在确定所谓的“差生”、“后进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作业和考试成绩。但这是标准的错,不是学生的错。用作业和考试成绩作惟一标准,是受条件限制而不得已的办法,是不公平的,它毁掉了多少人才!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素质教育的思想,他那里早就提出来了,甚至比现在更和谐更完美。
因标准的错误导致被认为“差”、“后进”的学生,不是对这种不公平表示不满、反抗,就是对自己的一生丧失了自信。苏霍姆林斯基介绍说,有一个学生老是不明白植物是如何吸收养分、进行呼吸,幼芽是如何长成叶子的,教师经常说他:“你难道就不能理解这些简单的东西吗?”一次上课时,教师说:“过几天,栗子树就要发芽了,我们全班就要到栗子树的林阴道上去,那时如果阿廖沙还讲不出大家都懂的道理,那就无可救药了。”到了那一天,当全班都有来到栗子树林荫道时,发现所有的幼芽都被掐掉了。这个学生对不相信他的智力表示了抗议。
苏霍姆林斯基说,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孩子一连得了几个2分之后,就似乎向自己的命运妥协了,觉得什么都无所谓,而且这种无所谓成了大家的笑柄。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人在精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如果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缺乏自尊心,那对他还有什么指望呢?“某些儿童知道了自己在智力发展上能力有限,正是这一点成了他们不想学习的原因。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就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不够格的人,这种状况不应当出现。”
实际上,不同人的智力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擅长抽象思维,有的擅长动手试验……正好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远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学者、作家、演员,远非每个人都能发明火药,但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行业上的能手——此乃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霍姆林斯基不只是把那种智力要求不公平的后果局限于智育,他还认为这引起德育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来自教师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是,他确实认为教师给他评不及格的分数是不公平的,而且还企图让家长为此而处罚他。孩子看到教师一定要把2分的事通知家长时,他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脑力劳动就会成为他所仇恨的事。孩子一旦感受到了别人对他漠不关心的态度,就失去了对善与恶的敏感性,产生对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怨恨的最主要来源。
苏霍姆林斯基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听完一位苏联院士关于宇宙的一次讲演之后,有人问:“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实际运用诸如有关星星之类的知识呢?要知道,这类知识离我们的实际太遥远了……”院士在听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回答说:“人不同于猪,因为人能抬起头来观察群星。”苏霍姆林斯基说:“原来是‘观察群星!’深入钻研别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精华,撰写有关亚述人文字和古印度宗教的学术论文,全神贯注地阅读普希金和谢甫琴科、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歌德和莎士比亚、肖洛霍夫……的作品等,这些都是‘观察群星’。”孩子不是简单的知识储藏器,学校不等同于知识组装场,老师不是知识部件安装工。“在我们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这一目标,具有最深厚的人文性。
在我读过和知道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是最富人文性、最有人情味的。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植根于肥沃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人类最美好感情、愿望、道德的土壤。苏联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尽管现在苏联解体了,这不妨碍他们是伟大的民族)、文化极为丰厚的民族,哺养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世界一流的文学家,出现过罗蒙诺索夫等著名科学家及乌申斯基、马卡连柯等著名的教育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过巨大牺牲,依然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和同情劳苦大众和弱者……人间一切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在这个曾经饱受灾难的土地上无比炽热,形成了浓厚人文性、人道主义的教育特色。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无疑是这种人文思想和时代特色的集中代表。
我注意到该书编者前言的一句话:“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与教育遗产……涉及到德育方面的某些观点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他本人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是的,谁也不能超越历史!但是,如果不认为这是例行的套话,那么,这里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呢?联想一下现在的世界大势和潮流,大概不难猜测编者的意思。可是,不要以为,过去的或被击败的事物都有“时代局限性”。昨天的鲜花是美丽的,但时间一过就凋谢了。这是鲜花的“时代局限”呢,还是时间规律的“局限性”?
读苏霍姆林斯基,感叹其教育美学的和谐、自然,联想到这个美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伟大理想的命运,不能不想这样的问题:
历史和现实中,规律上主导社会发展潮流的,是精神,还是物质?对于人类,它应该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物质“成功”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吗?获胜的一方就是真理所在的吗?
东西之宝贵是因为它的难得。精神、理想、真理、正义,因为它们总是难以获得,所以才被奉为神圣!这就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那么,“成功”者是代表物质的,它不一定代表理想,更不一定代表真理。——我感到宽慰。
那么,人类以什么目标培养孩子,是物质,还是理想、真理?——我感到忧虑。
谦虚央视10台《大家》栏目不久前做了一期周年特别节目,对一年来采访过的杰出老人作了一个回顾,特别摘取了主持人采访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等大科学家时的情景。主持人问试验物理大师丁肇中:“有人说您是一个少见的天才,您自己怎么看?”丁肇中回答:“不是。”主持人又说:“您很有天分,对不对?”丁肇中说:“不,我只是刻苦而已。”主持人采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彭桓武,问他:“你觉得自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位曾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老人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两弹一星就像一栋房子,我是大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节目最后,是主持人采访数学大师陈省身。主持人问:“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您的老师、几何学大师嘉当。”陈省身回答:“我并没有超越他。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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