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后感(3)

　　平心而论，路遥并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他的好处在于真诚。把生活的苦难和残酷写出来，也并不是路遥的特色，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可敬，才是他不同凡响之处。贫穷不是罪过，寒酸不是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高加林们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这样的人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

　　多年来，路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勤奋克己，积劳成疾，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于是，感动人们的，与其说是电影《人生》，不如说是路遥那圣徒般仰望理想、执著信仰的一生。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开始落雪，路遥远去，时年42岁。在他身后，伴随《人生》成长的人们痛哭失声，《人生》也由此成为无数人心底深处涤荡不尽的一方烙印。它在正统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却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原因或许在于，当年高加林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对于众多渴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人生》中不屈不挠的信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为苦苦挣扎的下层青年带来温暖和抚慰。

　　《人生》已属过去，人生远未停滞。再读路遥，发现他正在另一个时空为这个世界做着悲情的注脚，眼睛纯净而疲惫。

　　1984年，《人生》旋风般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报刊、电台、电视、工厂农村、大学校园……关于《人生》的“飞短流长”，散遍了每个角落。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因此，《人生》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高加林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悲剧——他们在一个较小的社会氛围中出生，一个小的宗族中成长，接受不健全的小学、中学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种不满、骄傲、憧憬和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去大城市读大学、工作，城乡文化差异带给他们一种深深的伤害，这中间，有挣扎、有撕裂、有抉择，也必然有放弃。就像高加林一样，他也不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回到出发点：他无法突破的，是城乡差别的深深鸿沟。

　　这是对80年代相当真实的再现。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走出农村的。从19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他们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赎身。即便破除了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撤销了农民进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悲剧，仍在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城乡两级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了，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仍然没有改变，实际利益的歧视更加不胜枚举。城乡二元对立的悲哀，丝毫不输于《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是的，由一部电影引起全社会争鸣的情形一去不返了，《人生》的伤痕却从未远去。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爱情的真相却很残酷。大马河桥上，雪花飞飘。巧珍哽咽地说：“加林哥，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识字，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她摇摇晃晃跨上自行车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或许一早已经注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我爱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许出于他在农村的困顿。困境下的爱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异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重温《人生》，才明白一颗总要飞得更远的心，是永远无法与生了几只猪崽又死了几只这般平淡的生活丝丝入扣的。长相思，在长安，谁说美丽的巧珍不是错付了一腔痴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