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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完全达到了世界级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会看不懂这部电影吧。我一直认为能代表中国演员济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润发二人(梁朝伟也属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国大陆再没有优秀的产品,使周里京没能更辉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认识人生的选择,男人必须看《人生》。
闭上眼,高家林端着馍筐慌忙地走过。睁开眼,骑毛驴、盖红纱的刘巧珍在泪光中频频回头。
泪水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来。整整20年了,《人生》还是以这样刻骨铭心的方式,屡屡带着一些木纹样厚重的记忆回到人们眼前。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发了全国关于道德观、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也许更加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部被选派参加奥斯卡评选的国产影片。
故事其实不复杂。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青年,为了进入城市,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国版的《红与黑》,千千万万中国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血泪史。
但《人生》的价值,却远不止于如实记录了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它有着超越情节本身的动人力量,当镜头在茫茫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贫瘠的山村中拉开时,让我们重回电影,寻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获》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视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当时,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当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虚无、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竞争的时候,《人生》这篇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义引向火热的中国变革的现实生活中,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严肃命题。
于是,《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至世界、大学校园、工厂农村,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有关“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旋风般地在全社会、在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直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遥的人还多得多,人们为此争吵得一塌胡涂。尤其在大学生宿舍,男男女女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为“人生顾问”,来信,来访,座谈,演讲,把路遥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当周里京在好多场合遭到不应有的冤屈和辱骂时,“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她走起路来,不必像周里京那样提心吊胆,甚至一些怀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斗胆向吴玉芳发出求爱的信号……说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遥。写于1982年的《人生》,是个仅仅13万字的中篇,它在发表之初,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到了1984年,吴天明将它搬上银幕,更造就了青年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一时蔚为大观。
以自己为蓝本,《人生》是农民的儿子路遥写的一本主角为农民的书,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遥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