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三代考生的记忆

   　　 黄革生：1982年考生从湖北省红安县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

 　　周海燕：1993年考生从河北省涿州市考入北京邮电大学邮电管理工程系

 　　耿琳：1994年考生从河南省信阳市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会计系

 　　张铭阳：2004年考生从新疆哈密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高考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黄革生（1982年）：当时我的感觉是，有压力但并不太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进考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蜜蜂蜇了一下，肿得特别厉害，整场考试都是伴随着这种疼痛考下来的。

 　　周海燕（1993年）：现在回想起来，高考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压力大。从初中到高中，一路下来有很多人都被淘汰掉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考上大学就会有很好的未来。

 　　耿琳（1994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气热。当时我们那儿持续39℃高温，好长时间都没下雨。考试规定女生不许穿裙子，屋里不许开电扇，因为怕风把卷子吹到地上有人趁机作弊。后来实在是太热了，规定根本坚持不下去。第一门考语文，我本来不紧张，但是老师发卷子的时候，我想高考是不是应该挺紧张的啊？就紧张了一下，后来很快就好了。

 　　张铭阳（2004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在里面考试，好多家长在考场门口等着，好像比我们还要紧张，其实我觉得，这种气氛就是他们造成的。

 　　记者：想过没有，你为什么要参加高考？或者说，上大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革生（1982年）：对我来说，上了初中、高中之后，参加高考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当时，考大学相对来说是少数人的选择，而且即使是参加考试的人，对高考看得也不重。我家在县城里，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就算我上不了大学也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以就没想得太远，只是稍稍有一点紧张。

 　　当时时兴“接班”，我周围的同学，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就回去种地了，家里是县城的，就接了父母的班，在财政局、邮局这样的单位工作。但如果要想走出那个环境，到大城市发展，考大学几乎是惟一的出路。

 　　周海燕（1993年）：我们那个时候流行上技校，因为毕业之后就可以有一份工作了。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挺好的，可以说上大学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但如果没有通过高考，没有上大学，也许我就会留在当地出不来了。

　　至于说上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体会最深的是成长得更快了。上大学之前，我们基本上过的都是家庭生活，除了上学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从上大学开始，自己就要独立生活了，成了“社会人”，成长方式不一样了。

 　　耿琳（1994年）：对我来说，上大学是一条必然的路，甚至我都没想过不上大学我去干什么。当时我的学校是省重点，上这个高中的人都想上大学，大环境就是大家都在学习。

 　　张铭阳（2004年）：高一暑假我爸爸带我来北京，感受高校的气氛。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向往，从那时候起我的目标就特别明确。可以说，考大学是很自然的事情。

 　　记者：还记得你是怎么去的考场吗？当时家里的气氛怎样？社会环境对考生有特殊对待吗？

 　　黄革生（1982年）：我们那时候都是自己去考场，基本上没有让家长送的。我有头疼的毛病，高考期间，父亲主动给我按摩，而在平时他一般不太管我。

 　　周海燕（1993年）：我是自己去高考的，父母上班了，中午回来后就简单问了一下考得怎么样，后来就不再提了，我甚至觉得他们不重视我。说到对考生的特殊照顾，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机场，而且都是训练机，经常低空飞行，声音很大，高考期间这个机场停飞了几天。

 　　耿琳（1994年）：我考试是让我爸送的，送完之后他去上班，快考完了他再来接我去吃饭。之前我和父母约定考完后他们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但能感觉得出，他们的心态也挺复杂的。

 　　张铭阳（2004年）：我们是第一年改成6月高考，我自己去的考场，在门口看到好多家长在那里围着。我的一个同学特别反对让妈妈送，她妈妈一边说“我不来”，一边还是偷偷跟着，挺逗的。

 　　记者：当时复习是一种什么状态？

 　　黄革生（1982年）：我们那时候初中才开始是正规教育，高中只有两年时间，基本上一直持续学习状态，相当辛苦，基本上没时间玩。

 　　周海燕（1993年）：我们那年是最后一年考7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我们学校分快慢班，每个月都有一次正式考试，成绩排出来之后，快班的后10名和慢班的前10名交换，压力挺大的。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班里经常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个月来了，下个月又走了。

 　　耿琳（1994年）：1994年是第一次实行3＋2，除了语数外三门之外，理科还要考物理、化学。高三分文理班之后，高考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一年我们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模拟考试，全年级排名、各班排名都要张榜公布。那时候还是每周上六天班，所以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的时间是自己的，周日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到了高三，连周日上午也都要上课了。

 　　张铭阳（2004年）：我的感觉是，高三时同学间开始暗地竞争，比如说，看到别人在复习，自己要是没学习就会感到内疚。我们老师非常重视学习，成天给我们讲大学多么多么好，说现在好好努力，以后的生活就会海阔天空。我高一有时候还和同学出去玩，从高二开始基本上就都在学习，两点一线，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真是黑暗，生活太单调了。

 　　记者：你的同学中，家在城市的孩子和家在农村的孩子有差别吗？

 　　黄革生（1982年）：相对来说，来自农村的学生“跳龙门”愿望更迫切一些。那时候我们家在城市的学生走读，农村的孩子住校。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家里自己带米到学校，平时根本没有菜，就是吃白饭。对他们来说，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要回家种田。

 　　周海燕（1993年）：我们高中的时候每月发粮票。每次老师站在前面念，谁谁多少多少，然后大家上去领。但这种补助农村的孩子是没有的。这就是一种歧视，他们肯定会感觉不平衡，无形中就产生更大的动力要“跳出去”。

 　　记者：当时怎么填报志愿，是自己的主意，还是老师家长的意见？当时对这些专业了解吗？

 　　黄革生（1982年）：我们是分数出来之后再报志愿。那时信息非常有限，收音机几乎是获取信息的惟一渠道，确实挺封闭的。我对所谓的专业根本没有概念，上中学就接触那么几门课，填志愿的时候发现好多专业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完全是凭感觉。我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认识一位老师，正好负责武汉大学生物系招生，我的成绩也够分数线，那个老师说“那就来我们这儿念吧”。后来分专业的时候也是，那个老师是搞微生物的，我也就跟着他读了这个专业，其实之前完全没接触过，也没有概念。

 　　周海燕（1993年）：我们那会儿是先考试，再估分填报志愿。我考完试就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也没怎么想这事，反而是父母对填报志愿很上心，跟我们老师研究了一整天。其实我当时想学室内装潢设计，但家里人觉得重点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凭我的分数应该能上个不错的大学。家里的意见是想让我学医，但我自己不喜欢。后来商量的结果是，邮电管理工程。那时我对邮电比较了解，因为家里有人做这行，听说挺有发展的。但具体到这个专业，家里人觉得，女孩子学管理比较好，而我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那个时候，选择专业时长辈的意见更有价值一些。

 　　耿琳（1994年）：我学的是会计，报志愿是爸妈一手操办的，那时会计专业特别火。我大概知道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没有社会经验，我也讲不出特别好的道理说服家长，就只能听他们的了。我当时喜欢心理学，但在那个年代，学心理学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尤其是以后的就业。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在上大学前我没太考虑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等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