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榜样的话题作文

1993年1月27日是宋庆龄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深深的思念，纪念这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拥有一位伟大女性的榜样，那就是孙夫人，敬爱的庆龄同志——公理、正义、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夫人给了我勇气和温暖，去克服命运给予的种种磨难。 1936年11月，处在国民党暴政统治的黑暗年代，韬奋与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翌年，为营救“七君子”出狱，由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义正辞严地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庆龄同志亲自率领大家，冒着酷暑赴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孙夫人一行来到高院，在一间幽暗、潮湿的会客室里落脚，人人汗流浃背。这一正义之举，使法院的老爷们措手不及。开始，他们派出检察处书记官来敷衍，大家拒绝了。“我们要见院长与首席，不然我们不说话!”孙夫人先开口，接着大家一齐站起来:“不开口”，这雷鸣般的声音镇住了对方。经过斗争，庆龄同志与代表们一起终于迫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坐下来，进行争辩、交谈，达成协议，谈判取得初步胜利。记得那天我从上海去苏州探监，闻讯即在下午和衡老女儿谱妹、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一同买了水果、饼干、扇子、蚊烟香前去慰问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那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使我难以忘怀。我从她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使我镇静地去面对韬奋被捕这个沉重的打击。我开始将视野从温馨的小家庭，转向了抗日救亡的大天地。 我有幸真正与孙夫人接触是在1941年——香港。那时，韬奋和庆龄同志都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保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募捐，以支持抗日战争。孙夫人将募得的钱款，设法送到抗日根据地。一些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也都由夫人亲自签封，以便顺利通过国民党的检查。一天，孙夫人请韬奋通知我到位于湾仔六国饭店近旁“保盟”的一个仓库，清理救济物资，打点送往根据地。同去的尚有廖梦醒、倪斐君。我很兴奋有机会为夫人做些事，但心里不免紧张，总认为夫人威严而高不可攀。待到我们来到仓库时，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有说有笑，她一边告诉我们怎样把救济物资毛毯、军大衣、药品、袜子、奶粉等分好类，以待包装，一边亲自动手与大家一齐干起来，我们都感到亲切极了。事情办完了，她请我们到六国饭店吃饭，并让李妈到“利男居”买了一包叉烧，让我带回给孩子们吃。在与夫人的相处中，她那平易近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为抗战尽心尽力的实干精神，更令人钦佩。 1944年炎夏，韬奋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不久，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险恶的环境，多难的生活，失去亲人的悲痛，压得我沉浸在忧郁痛苦中不能自拔。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夫人于年底从重庆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遭遇和不幸，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时，我和女儿住在雁荡路中华职教社一间三角形的小房间里，她自己不便来，就多次派李妈到我住处探望，送来日用品和水果等物品，传来亲切的问候。之后，夫人又请我到靖江路45号她的住处吃饭。她亲自围上小饭单下厨做菜，她做的鲫鱼塞肉是公认的好味道。席间在座的还有廖梦醒等友人。她谆谆规劝，鼓励我从苦恼中振作起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实现韬奋的遗愿。她真诚的关怀使我备感温暖，感到振奋。 新中国成立，庆龄同志约请我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我又喜又忧。喜的是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忧的是我从来未担任过领导工作，怕担不起这个重任。夫人并不理会我的胆怯，而是以榜样带领我投入儿童保育的工作。 每年夫人总要多次到托儿所来检查工作。她每次来总是先到盥洗室、厨房检查清洁卫生，孩子们用的毛巾是否干净，便盆刷洗得是否彻底；厨房里的炊事用具是否清洁消毒，菜肴荤素搭配营养是否够，有时灶头上烧着汤，她也会拿起匙子先尝一尝。 夫人在工作上对干部要求很严，在生活上对大家却很体贴。她深知我的生活习惯，不吃剁肉，每逢去她家用餐，她就让管理员买些鱼虾、家禽。她知道我那时经济条件有限，日常伙食简单，特别是由于托儿所工作繁忙劳累，体重只有70多斤，她心里过意不去，吃饭时总要我多吃菜多加点油水。 夫人那种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心中时刻扬起的一片爱心，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夫人对我的深情厚谊。在那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浩劫中，尽管庆龄同志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但她的后院还是起了一阵火。她与祖国和人民分担着痛苦与不幸。 那时，她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也许她深知我的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很怕我出事。焦虑之情至今铭记。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个惊叹号。她希望能保护我，希望寻找一个可以倾吐悲愤心迹的地方。1967年上半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来信坚决要我搬到陕西北路369号去。她说那是一幢花园洋房，是她母亲生前住的地方，陈丕显同志在任时由上海市政府将它修缮一新交还给她的。她以为只要我住进去就安全了，她来看我，来关照我，来倾吐心声，只要汽车开进大门就是她的“天地”。她一点不知道我那时是“陪斗”对象，身不由己啊。她连续追来三封信，要我尽早搬过去。我把情况通过友人转告邓颖超大姐，征询她的意见。邓大姐的处境也不妙，却承担了风险，她回复我两条，一，遵从夫人意见，搬过去；二，老房子不要退。女儿想得周到，向市里认识的一位造反派打了招呼，我们就悄悄地着手整理东西。1967年8月14日我和女儿搬进369号，我住进夫人指定的二楼正房，是她母亲住过的那间。这是在市妇联造反派眼皮底下进行的一次“造反”行动。可想而知，招来的后果是一大片大字报，罪名是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敌不过造反派的“勒令”，我和女儿又于1967年9月21日搬回到上海老房子里。夫人要我搬家的信已经“阅后烧掉”了，唯一能证明这件事始末的“旁证人”是用了几十年的户口簿，在“住址变动登记”页上的两个方格，一个记着:1967年8月14日迁入陕西北路369号；另一方格记着:1967年9月21日迁入淮海中路1487弄13号。夫人的良苦用心终未能实现，但她的厚爱在我心中永存。 夫人病重的最后一段时日里，我有幸日夜守护在她身边，她断断续续地和我谈了很多。有一次她对我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我频频答应。同时，我向邓颖超大姐反映了她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夫人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有预感，有一次她又叮嘱我:“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接待她。”我理解夫人的心情，俯身安慰她，我会牢记她的嘱托，我祈盼夫人的身体会好起来，她的心愿会实现。但她终于怀着对同胞的关切，对海峡彼岸妹妹的思念，匆匆远行。我亦一直为没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深深遗憾。如今海峡两岸同胞的探亲往来，已开创了新的局面，夫人对祖国统一的愿望终将成为事实。 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珍贵的记忆，如今在我身边还保存着夫人给我的40余封书信，信中记叙着夫人对我的信托和关怀。夫人对我以知己相待，我视夫人为风雨知音。眼下我已是期颐之年，夫人的风范仍像航道的灯塔，照耀着我晚年的历程，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党，爱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着我永远尊敬的孙夫人庆龄同志——我心中的榜样。